中国在金融开放中应加强“货币战争”意识

作者：丛亚平文章来源：环球视野点击数：72更新时间：2008-1-15

中国在金融开放中应加强“货币战争”意识

丛亚平　

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中国的经济尤其是金融版图实际上已经像一个敞开的鱼腹暴露在对手的面前，随时可能遭受金融打击，使亿万国民辛苦积累的血汗财富遭到洗劫。《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曾在美国最大的非金融机构房地美、房利美任高级咨询顾问的宋鸿兵认为：对中国金融系统的打击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时间早晚和方式如何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最大的“金融风险”就是缺乏“货币战争”的意识和准备。
《货币战争》一书今年6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刚出版4个月己再版了9次，并被列入畅销书排行榜，成为财经类图书出版的奇观。宋鸿兵最近回到祖国探亲，笔者就金融风险的防范问题和他进行了探讨，他的许多观点值得引起重视。现将交谈中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忘战必危

曾经有人提出疑问，究竟有没有金融战争、货币战争这回事？然而从历史上发生的事例中，不难得到结论，货币战争不仅有，而且己经多次发生过。上世纪80年代，美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这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英美还胁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使日本经济在金融内分泌失调和大剂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生产和出口行业的肌肉组织却严重萎缩，出现经济高血脂、高血压症状，最后导致日本金融系统患上冠心病。当高度依赖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日本银行系统将自己的软肋暴露在美国金融军团的利剑之下时，1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患了冠心病的日本金融系统经受不住这样强烈的刺激，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偏瘫。当年日本有学者写了一本书《金融战败》，认为就财富损失而言，日本在这次金融战败中所受到的损失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金融战争的后果跟普通战争的后果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普通战争后果还要严重，会导致大量的人群失业，生活水平和生产

谈一点“东新战役”感想

作者：漏斗子文章来源：军事论坛点击数：31更新时间：2008-1-15
谈一点“东新战役”感想

前面那么多人谈经济，这几天怎么没人说说国航集团阻击东新并购案，这可不是两个国企之间的斗争，背后有美国垄断资本的黑手。这是中央练习用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对上海帮官僚垄断资本的致命一击。目前刚打完第一战役，我看打得非常漂亮。先让东航充分表演，把牌出尽，底牌全兜出。上海帮的这帮余孽也实在太笨、太猖狂，居然公然敢把贱卖国有企业股权的方案公之于众。在关键时刻，中央把他们的庇护人原民航局长杨某人调离，由李家祥少将接任民航局长，再接着由国航集团领衔，在东航股东大会上，用完全“市场化”的投票方式，把内外资本勾结贱卖东航股权的方案一拳击于死地。

国航集团这一次阻击，打破了官僚残余资本与国外跨国资本勾结、贱卖东航股权的企图。在我们参加WTO以后，我们的企业和资本也需要走出去，在国内“可控”环境下学会与跨国资本斗争的本领，风险小、收获大、成本低、后遗症少；再者，如果以行政手段阻击，虽简便，却容易留下口舌，不利于中国企业到国外收购他国战略产业，因为人家也同样会用行政手段给我们的企业“国民待遇”。

“东航股权”第一战役，国航集团完胜。看今天报道，对方走进死胡同还不甘心失败，放言“中、东”合作涉嫌垄断，中航增持违规”岂不知李局长早就料到他会走这一步，将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与航空公司的扩展联系起来。按这个标准，东航这类按支付能力已达到破产警戒线的公司，收到他一半航线权都可以，买飞机就根本没门。东航还要死折腾，从另一面看，陈良宇为代表残余官僚资本集团的余孽还远远没有肃清，现在留下没“进去”的多是具有“合法身份”和合法资产的资本化身，与他们的斗争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历史来看，建国以后共产党用“市场经济”方式与资本投机集团斗争，最为精彩的就是五十年代陈云坐镇上海打的“黑白战役”（黑指煤炭，白指棉花布匹）。那一次战役可以说“打得真漂亮”，值得现在经济领域的高级官员好好回顾、学习。

不过东新方案的出笼，背后还有上海想成为“国际航空枢纽港”的背景，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上海地方政府设想是做大中国航空

岳德常：评冼岩《很难得出“中国在变好”的结论》

作者：岳德常文章来源：作者博客点击数：160更新时间：2008-1-15
评冼岩《很难得出“中国在变好”的结论》

其实我是很同意冼岩先生的这个标题的，我之所以要评一下，主要是对冼岩先生文章中所暗含的价值体系不满意，同时也没在其中找到什么可以让中国变好的办法，于是便挑剔一下，同时也提出一些新观点：

第一个新观点是，如果人们不能深入认识价值体系问题，他对社会生活就不能提出什么有效的建议。比如我们在冼岩先生的文章中就找不到可以行动的建议：“当代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和中间地带：繁荣但潜伏着危机，发展却未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向上，可能形成良性发展的内在机制；向下，则将跌入乱世或军管的黑洞深渊。现在同时呈现的向上和向下两条曲线，即时而论，似乎向上的曲线坡度更大，更加引人注目；但其实向下的曲线才后劲更绵长，具有某种加速效应。因为前者只是人为，后者已形成惯性。”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什么好办法了吗？假如一个医生只能这样得出一些结论，而不拿出一些药方，他的饭碗就要出问题。但在社会问题上，他就可以不用费劲找一些建议，让大家看着现实问题而无动于衷，听任其继续加速发展下去。所以现在的医生不是很好混，而社会医生则很容易混。

第二个新观点是，如果不能在价值体系的建设上掌握主动权，继续让现有的这种价值体系控制着社会运行过程，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都很难得出“中国正在变好”的结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世界，只要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仍然控制着世界，不管人们如何折腾，都很难得出“世界正在变好”的结论。冼岩先生自己就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手掌心里翻跟头，所以就看不到这个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是暂时的存在物，而把它作为永恒的东西，不言而喻的，所以他也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第三个新观点：拯救世界和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在我们能否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新，汤因比和池田大作早就主张这个观点了，他们早就把人类获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智慧上了，只是由于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这个希望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了，以至于连水平很差的我都知道了。中国人已经

韩东屏：占领道义制高点是关系国家民族兴旺的大事

作者：韩东屏文章来源：华岳论坛点击数：238更新时间：2008-1-14

占领道义制高点是关系国家民族兴旺的大事

韩东屏

一。从当代历史看占领道德制高点的重要意义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曾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人类的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的样板。那个时候，没人敢说中国不民主，没有人权。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却是非常孤立的。１９６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访问日本，庆祝美日安全协定的签署。日本的工人学生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抗议反对艾森豪威尔的访问。为艾森豪威尔访问进行准备的美国先行官，被日本工人和学生打的头破血流。最后艾森豪威尔只好宣布放弃对日本的访问。日本首相岸信介也只好辞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南美，处处遭到南美民众扔鸡蛋石块，最后不得不半途结束访问。美国黑人获得平等人权，好多人认为是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得金领导美国黑人进行非暴力斗争的结果，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帮助他们获得的。我在美国讲课，跟美国学生讲当年我们的毛主席，应马丁路得金的要求，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声明，中国人民，包括正在上小学的我，走上大街，游行示威支持美国黑人。我说美国黑人从踏上美洲大陆那天起，就在不停的反抗，争取平等权利，但他们没有成功。为什么在六十年代成功了呢？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改变了世界。一开始，美国学生对此半信半疑，但我从美国的档案记录片里找到当年美国政府给予黑人平等权利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使共产党国家不再有攻击“自由世界”的理由。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参议院对南方的选民讲，如果不通过平权法案，美国就不可能在世界上站住脚。当年的西方国家，称自己是自由世界，而不是民主世界，因为在有陈永贵那样的真正农民当国家副总理的中国面前，没有人敢摆民主的架子。

当年我在布朗代斯大学教中国的北大清华来的研究生英文，曾跟他们进行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辩论。当年中国的北大，清华，科技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当年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到美国，这些人考试成绩很高，但英语能力很差，学校雇我教他们英语。这些八十年代北大和清华的大学毕业的精英学生来美国以前，自视甚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横挑鼻子竖挑眼。北大一位学

张文木：学风建设，关乎中国命运

作者：张文木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334更新时间：2008-1-15
学风建设，关乎中国命运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该书乌有之乡书社出售，山东人民出版社，定价28元，联系01062760856，hdm@wyzxwyzx.com）

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人光着脚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20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化。1]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作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

徐亮：二论右派是共产党的掘墓人

作者：徐亮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609更新时间：2007-12-5
二论右派是共产党的掘墓人

----投靠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政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标志

2007-12-4

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批判占据了相当重要的篇幅。其中有一篇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就苏黎世三人团问题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苏黎世三人团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赫希伯尔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小宗派集团。
1878年10月，俾斯麦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非常法”）颁布后，流亡在瑞士苏黎世负责编辑党刊《社会民主党人》的赫希伯尔格等三人，屈服于敌人的压力，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乞求统治阶级的饶恕，主张把党改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1879年，他们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里，要挟当服从“非常法”，放弃阶级斗争，取消革命，甚至鼓吹社会民主党应该成为“一切实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无产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取得解放，而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不应当以暴力吓跑了资产者，而应当声明“走合作的，即改良的道路”；为了争取更多的资产折合作，社会民主党还应当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于最近目标，用于议会活动上。他们还无耻地宣称”非常法”是无产阶级找来的，党应当向政府忏悔，乞求俾斯麦取消这个法令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极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深刻地揭露，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想把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并建议把他们开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1880年8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瑞士符登召开的秘密代表会议上，撤销了“苏黎世三人团”所担任的党报《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职务。

第一，工人阶级的党应该成为“一切具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这一思想和目前中国政治主流话语中的“代表理论”何其相似。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大批资产阶级产生了。这些资本家拥有作为力量源泉一种的资本实力，同时由于这些资本在过去一直没有得到执政党的支持，所以资本家阶层害怕有一天会被剥夺，所以一直在

冼岩：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话语霸权？

作者：冼岩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238更新时间：2008-1-14
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话语霸权？

冼岩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话语霸权，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中心系列”国家既恼火又无可奈何。利用对多种“普世价值”的概念定义权，在不同对象间使用多种标准，确实为美国的利益扩张提供了硬实力所不能及的方便。

那么，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话语霸权，而其他国家却难以挽回的处于意识形态弱势呢？这是个有意义的话题，试以中国为例探讨之。

首先要问的是，中国人为什么服膺西方话语体系？究竟是由于国人对现状不满，所以认同反体制现状的西方意识形态；还是由于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才对现状不满呢？我倾向于前一种。改革开放以前且不说它，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1980年代短暂的“共赢”后，中国社会即迅速贫富分化，日益蔓延的权力资本化所带来的不公正感，更令人难以忍受。身处快速分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由对比而产生的感受更加强烈。毕竟现在已是信息时代，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封闭信息，让人们相信“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在受苦受难，等着我们去解放”。当对现状的不满真实存在时，仅靠话语系统的努力是难以挽回的。建立在这种现实感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及话语系统，自然也难以胜过竞争对手，俘获人心。

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之类政权最具颠覆性的核心符号是“民主”。纵然有无民主或许对当下中国人的现实遭遇及其感受关系不大，即使所谓民主国家国民也同样会对现状存在许多不满；如果中国搞民主，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但是，这一切都仅仅只是可能而已。对手会说，人们也会想：民主后结果也有可能是情况变好呵；既然你执政者不能让我们满意，为什么不准我们试试别的选择呢？

这种民众情绪有点类似中国传统价值“不患贫而患不均”，二者同样是源自民众内心的朴素感情与本能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平等一样，它本身是人的一种内在需求。不管它对民生、福利的作用如何，不管实际上“真正的民主”能否达到，它本身亦自有其价值；即使它的实现仅仅只能是形式上的，其实际效果要受到许多限制，它仍然有值得追求的地方。民选的价值在于：不管选择的最终结果如何，总是由我自己选择而来的结果；原来

瑞银那些事儿

作者：朱益民等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点击数：488更新时间：2008-1-14
瑞银那些事儿

2008年01月0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深圳报道本报记者朱益民

　　瑞银集团就“敛财中国石油”事件发布了深表“震惊”和“遗憾”的正式声明后，选择了沉默。

　　然而，瑞银集团的沉默并不等于市场的平静，尤其是其“这些指责是过去从来没有提及”、“一贯严格的遵守各个市场的法律及相关法规，并且始终力争按照最佳的商业模式进行操作”及“一直拥有严格的信息屏障及相关流程以避免内部交易、市场操纵及其他类似非法行为的发生”的切切表白，不仅未能自证清白，反而激发人们对瑞银集团在全球市场过往表现全面审视的强烈欲望。

　　审视之后，不由让人拍案惊奇。

　　过往那些事

　　2007年3月，美国13名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的雇员因涉嫌内线交易而受到起诉，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华尔街出现的最大的内线交易事件。

　　这起事件中，瑞银集团证券研究部前负责人米歇尔·古滕贝格就是被起诉人之一。古滕贝格多次把股票评级结果提前透露给贝尔斯登银行的对冲基金经理埃利克·弗兰克林等，弗兰克林和其同事赚取了400多万美元，古滕贝格从获取的利润中参加了分成。

　　并非仅此一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6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可能存在的非法操纵国债价格行为对瑞士银行展开调查。瑞银涉及的国债操纵事件发生在2006年2月份，调查相关品种是美国2011年1月到期的5年期国债，票面利率为4.25%。

　　此外，2005年5月，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对瑞银一家关联公司做出处罚，禁止其在1年时间内发行与印度证券相关的离岸衍生金融产品，原因是该公司涉嫌在印度股市一次暴跌行情中操纵了价格：2004年5月17日，印度孟买30种股票指数大幅下挫17%，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由于此次股市下跌幅度巨大，SEBI发现，瑞银的关联公司是当日抛售最多的机构之一。

　　西部矿业的“幽灵股东”　

外贸外资唱主角，中国经济面临转型

作者：胡星斗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369更新时间：2008-1-14
外贸外资唱主角，中国经济面临转型

胡星斗

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我们的经济总量虽大，但外贸外资唱主角，中国经济面临转型。

2004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70%，而美国只有20%，日本25%。

中国的巨额出口是表面现象，只是外国在华投资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专家指出，只要中国不是海外投资大国，就根本谈不上出口大国。目前美国在华投资数千亿美元，而中国在美投资只有一两百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的实质是将本国的商品生产搬到中国来，成为变相的商品出口。美国在华投资多，必然有部分产品回流，结果造成美国表面上的贸易逆差以及“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现象。

据报道，2004年上海的出口总额中70%是外企出口的，在上海的加工贸易中，外企的贡献率达到90%。

目前，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是外资控制的，中国的28个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本控制权。

毫无疑问，外资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过度依赖外资不仅危及经济安全，而且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只富外商，难以富民。据《2004年中国统计摘要》，2003年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高达58.7%，而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外资与内资的百分比仅为6.2%，加拿大8.3%，巴西5%，韩国1.1%，台湾地区2.8%。

苏州市是一个典型的吸引外资的城市，2004年苏州吸引外资国内第一，超过上海。苏州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深圳，位居中国城市第四。但是GDP虽然上去了，可政府的财政收入上不去，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更上不去，苏州的人均收入低于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的许多城市，其商品零售总额、储蓄余额、私车的拥有量、人均住房面积等甚至比不上内陆城市成都。

苏州的发展模式是成为世界工厂，其实只是世界的加工车间、世界的打工者，只是赚取低廉的加工费。即使是昆山的电脑等高科技产品，也与研发无缘，只是简单的装配。

真是活见鬼了，有这两个屠夫的亲戚或朋友做网管斑竹，如此维护两个杀人魔王？！